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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码刘鹤

新天地财经2018-11-08 13:50:57

   今天上午9时  代表大会第七次全体会议

   决定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审计长、秘书长的人选


李克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



昨日上午,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九次会议。主席团常务主席栗战书主持会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向大会提出了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审计长、秘书长的人选,提请大会决定任命。主席团会议经表决决定,将李克强提名的上述国务院其他组成人员的人选,提请各代表团酝酿。


   刘鹤当选副总理。

   

      毋庸置疑的事实是,自2013年刘鹤被擢升为中财办主任后,他在经济决策中所担当的角色越来越吃重。

“他对我非常重要”


  2013年3月,61岁的刘鹤被任命为中财办主任。在这之前,除了他所供职的机构和经济学术界,外界对他几乎是一无所知。


  当年5月,时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的多尼隆飞往北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习近平指着身边一位身材高大、有着学者风度的助手对多尼隆说:“这是刘鹤,他对我非常重要。”


  据《华尔街日报》后来报道,多尼隆本来没有计划与刘鹤会谈,但他随即调整了日程,安排随行人员当晚就在人民大会堂与刘鹤举行了会面。因为他被告知,作为中国经济计划的重要制定者,刘鹤勾勒的经济前景将指导中国未来10年的行进方向。


  这个细节被披露后,如今已广为流传。不过,事实上在被任命为中财办主任之前,刘鹤作为经济政策核心智囊的角色已经开始凸显。


  2011年3月,刘鹤被任命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以下简称国研中心)党组书记、副主任。在出任这两项新职的同时,他仍继续担任中财办副主任。国研中心是国务院宏观财经政策的核心制定部门,中财办则为中共最高领导层提供经济方案,一人同时在这两大智囊机构担任领导职务,之前尚无先例。


  这次调整也使得刘鹤跻身正部级官员行列。一年后,刘鹤在中共十八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当选不久,他就以中财办副主任的身份与时任中财办主任朱之鑫一起,陪同习近平到广东视察。这次视察是习近平出任总书记后的第一次地方调研。


  从那以后,习近平几乎每次视察或出访,刘鹤都是重要的陪同者。这也使得早先“他对习近平非常重要”的说法得到印证。


  到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对关心中国政局的人来说,刘鹤的名字已经是无人不晓了。媒体为抢先披露会议即将公布的改革方案,四处打探他的消息,因为他被认为是这一方案的主要操盘手,称他是“经济新蓝图的起草者”。


  《华尔街日报》在会议前几个月的一篇报道中说,刘鹤目前面临的最迫切挑战是督导11月改革方案的制定。报道援引布鲁金斯学会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李成的话说,“大约几个月前,他把七个‘研究小组’集合在一起,研究金融自由化、财政政策、放松管制、城镇化和地权等问题”,并“一直努力将七份报告拼凑为一个连贯的整体”。


  彼时已身居要职的刘鹤谨言慎行,没有接受任何媒体的采访要求。他的办公室在回复《华尔街日报》的电子邮件中说,刘鹤认为外界对他在中国经济政策制定方面扮演的角色有许多误解,实际上,中国的经济政策是通过一个集体决策体系制定的,任何个人发挥的作用都是相当有限的。


  刘鹤的低调不但没有冷却记者追逐他的热情,反而激起了媒体更大的好奇心。不久,一份报告又将他推到了更高的潮头浪尖。


  2013年10月27日——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前两周——刘鹤所在的国研中心对外发布了该机构为全会撰写的改革方案总报告。在这份简称为“383”方案的报告中,勾勒了一幅包含“三位一体改革思路、八个重点改革领域、三个关联性改革组合”的中国新一轮改革路线图。


  这份公开发布的报告还显示,负责方案制定的国研中心课题组,由该中心主任李伟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刘鹤担纲领衔,国研中心多位资深专家参与写作。


  由于这一方案的改革力度空前,又恰逢会议召开前夕,使得它很快成为当时舆论关注的焦点。刘鹤本人也因为“担纲领衔”成为焦点的中心,一些记者甚至将对全会的关注转移为对他个人经历和经济观的探究。

善于内外合力


  刘鹤是一个坚定的改革派,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敦促执行市场化改革。他重视创新和企业家精神,强调价格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注重新经济、信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


  对过去三十多年中国经济的崛起,刘鹤认为应归功于在充分反思“文革”教训、形成共识后,坚持推进市场经济的改革,坚持推行对外开放。他深信,改革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和不竭源泉。在上世纪90年代初,他就断言,未来20年驱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力量只有两个:发达国家高技术的扩张和中国的城市化。


  他曾在一篇文章中写到,有三件事是这一代人无法回避的责任:强化社会共识和推动改革开放;总结历史经验和推动理论创新;思考深化改革的导航图,“现在进入了中国人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新纪元”。


  1998年6月,时任国家信息中心常务副主任的刘鹤做了一项影响至今的决定。他和经济学者樊纲等人发起成立了“中国经济50人论坛”。这个旨在为国家经济政策献策献力的智囊团体,从成立之初就吸引了吴敬琏、易纲、林毅夫、周小川、楼继伟等一大批知名经济学者,他们无一例外都是经济学界的改革派。


  发起这个论坛,刘鹤并不是为了单纯的学术讨论,而是希望汇集国内经济学界的同道力量,为经济改革出谋划策。他曾回忆说,“记得当时中国经济正处于通货紧缩状态,我感到,需要在经济学者之间对经济形势进行严肃讨论和深入交流,希望有一个相对固定的讨论平台,在相同的研究层面上交流学术思想。”


  2003年5月,北京非典疫情肆虐,公众都尽量减少社交活动,唯恐躲避不及。而就在当月,这些经济学者仍聚在一起,在颐和园昆明湖上的一条游船上,讨论非典对中国经济可能产生的影响。


  如今,“中国经济50人论坛”已是国内最有影响力的经济智库,成为服务于经济改革的一支活跃力量。论坛中有五位成员在十八大上当选中央委员,两位当选候补委员,很多经济改革方案的出台都与它有密切的关联。


  除了是一位改革的推动者,刘鹤也是一位务实的行动者。他思想开放,处事务实圆融。


  2012年2月,世界银行与国研中心联合发布了一份题为《中国2030:建设一个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的研究报告。报告就中国未来二十年可能面临的风险,提出了一系列的措施建议。这些风险包括短期内出现硬着陆的风险,以及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人数减少、不平等程度上升、环境压力和外部失衡构成的挑战等。


  报告建议,重新界定政府职能,改革和重组国有企业与国有银行,发展民营部门,促进竞争。建议认为,国有企业应当受到独立资产管理者的监督,这些管理者将力图确保这些企业专注于商业目标,而不会利用他们的政治权力来打压竞争对手。


  由于阻力过大,这项提议最终不了了之。对此,刘鹤的回应是不正面对抗,而是采取另一个策略:倒逼机制。他试图通过开放封闭行业,引进外资、外企,激发经济活力,加速国企的转型。


  朱槠基在2001年就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进行谈判时曾用过这个策略。当时,他做出了减少外商投资壁垒、下调关税以及推行其他一些改变的承诺。这在之后10年提振了增长,同时令数万家竞争力差的国企被迫关闭。


  刘鹤显然是这一做法的拥护者。他曾表示,外部压力和内部动力相统一是事情成功的关键,如果没有压力,中国的事情认识再好也做不成,内部本身的动力常常需要外部压力来激活。

经济学的训练


  刘鹤对渐进式改革表现出的耐心,很可能得益于他长期参与国家经济政策制定,以及对中国改革进程的了解。


  1988年,36岁的刘鹤因一篇《中国产业政策的初步研究》报告,得到当时国务院领导的器重,从国研中心调到国家计委从事产业政策工作。在计委的十年中,他先后在工业综合局、政策研究室、产业政策和长期规划司工作,将所学的知识用于制定政策,并且推行全国。


  事实上,在调入国家计委前,他已经是一名训练有素的经济学者了。1978年7月,在经历了一年下乡插队、三年军旅生涯和四年工厂劳动后,刘鹤考上中国人民大学,重新拾起了书本。在人大,他先后获得了工业经济系的学士和硕士学位,并在毕业后短暂留校任教。


  在大学期间,刘鹤曾和几个同学一起,为北京市西城区撰写了几份重建西单老商业区的研究报告。据当事人回忆,这些报告不仅调查了北京百货大楼、西单商场等商场的经营方式、财务情况,还结合西单地区的客流和已有的商业经营情况,给出了商场的经营规模、盈利能力以及经济效益的分析,“让区里的领导大开了眼界”。


  进入国家计委后,刘鹤开始参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计划的筹备和制定。这使得他有机会从更宏大的视野,思考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情况,而这种视野在1992年随着他的出国求学,又变得更加广阔。


  出国后,刘鹤先是在美国西东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学习,两年后转入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并在1995年获得了该院的MPA(公共管理硕士学位)。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一直以培养精英官员著称,是世界上最知名的公共政策培训基地。值得注意的是,刘鹤在肯尼迪政治学院学习期间,还是该院梅森学者项目的学员。


  这是一个专门为发展中国家和转轨经济培养高层管理人员的项目,迄今已举办了50多年,现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墨西哥前总统卡尔德隆、新加坡前总理李显龙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前特首曾荫权,都曾是梅森学者项目的学员,而授课的老师很多都是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委员,比如罗伯特·劳伦斯、罗杰·波特等。


  肯尼迪政治学院的经历,对刘鹤影响颇深。他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中国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公共政策的质量,不断提高政府的政策制定能力至关重要。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刘鹤和他的同事们将这场危机与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进行了对比,以粗线条勾画了两次危机大背景与表征的异同,并在此基础上,指出危机爆发后决策者将面临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经济问题政治意识形态化三大挑战。


  这篇名为《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的论文,后来发表在吴敬琏主编的学术期刊《比较》上,广受学界好评,尤其是文章提出的三点思考(树立底线思维方法,对危机可能出现的最坏场景做出预案;谋求中国利益和全球利益的最大交集;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如今已成为很多人的共识。刘鹤也凭借此文获得了2014年的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对于身居高位的刘鹤获奖,评奖委员会主任、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原所长张卓元解释道,这个奖项评选的是作品,而不是个人,评委会不受参选人身份的影响,只注重作品的学术水平。


  “我们认为,文章对2008年危机以后走势的判断,现在看来都是准确的。文章最后得出的启示,比如树立底线思维方法、把握我国战略机遇期内涵的重大变化等,对现行政策制定更是具有前瞻性。”张卓元说。


  从这篇论文中,不难看出刘鹤对中国经济充满信心,他曾用“没有画上句号的增长奇迹”来描述中国经济的未来。他乐观地预言,“我们将目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实现后的经济繁荣,但即便到那时,增长还没有画上历史的句号,还需要我们的继续努力。”


  今年2月,“中国经济50人论坛年会”在北京举行。刘鹤全程聆听与会者发言,但没有参与讨论、发言。对于媒体的穷追不舍,这位“中国的萨默斯(美国总统奥巴马前首席经济顾问)”惜字如金。


  不过,当有记者问中国经济会不会硬着陆时,他回答说:“中国经济转型必然成功。”

   

1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鹤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2018年年会上,以《推动高质量发展 共同促进全球经济繁荣稳定》为题发表致辞。全文如下:


推动高质量发展

共同促进全球经济繁荣稳定

(2018年1月24日)

尊敬的施瓦布主席,


尊敬的各位嘉宾,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大家上午好!非常感谢施瓦布先生邀请,让我有机会参加本次达沃斯论坛。去年这个时候,习近平主席在这里发表了题为《共担时代责任 共促全球发展》的著名演讲,坚决支持和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欢迎。一年来,中国积极落实习近平主席的倡议,反对各种保护主义,加强产权保护,促进公平竞争,放宽金融业市场准入,主动扩大进口,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用实际行动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


施瓦布主席希望我借这个机会介绍中共十九大和中国未来几年的经济政策,我做一简要回应。中共十九大确立了以习近平主席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中国发展的行动指南,确定了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到2050年分两步走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明确了未来几年中国的经济政策方向。中共十九大报告是一份透明度很高的施政纲领,里面提的每件事都是向中国人民的庄严承诺,都必须要做到。而做到这些事,将为世界各国发展提供新的机遇。如果想了解中国的未来政策,我建议大家阅读一下这份报告。


中国未来几年经济政策的顶层设计,是围绕上述目标而制定的,关键就是要实施好“一个总要求”、“一条主线”和“三大攻坚战”。


“一个总要求”,就是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今后几年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结构政策、改革政策、社会政策都将围绕这个总要求展开。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变,是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中国正处于从人均收入8000多美元向1万美元、进而向更高水平迈进的历史阶段。在这种情况下,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内涵,就是从总量扩张向结构优化转变,就是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这是在开放状态下探索新的发展模式,将为诸多新产业的发展创造巨大的空间,比如与消费升级相关的制造业和服务业,与新型城市化相关的节能建筑、智能交通、新能源等诸多绿色低碳产业,这些不仅为中国,而且为全球企业创造着新机会。当然,实际关联的产业远远不止这些,因为这是整个经济体系现代化的过程。事实上,转变已经发生。中国经济内需稳步扩大,目前中国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58.8%,比5年前提高了近4个百分点。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60%,比5年前提高了5个多百分点。过去5年,又有8000多万农业转移人口成为市民,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8.52%,比五年前提高了近6个百分点。同时,能耗强度已经下降23.9%。


“一条主线”,就是要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在于供给体系难以适应需求体系的变化,供求之间存在结构性偏差,需要及时调整。因此,通过改革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是我们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基本路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阶段性重点是“三去一降一补”,就是在生产过剩的领域“去产能”,在房地产领域去掉多余的库存,降低过高的杠杆率,在全社会降低成本,在整个经济结构中补上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和制度性短板,全面提升供给体系的适应力和创新性。中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效。2016年以来,中国已减少钢铁产能超过1.15亿吨,取缔1.4亿吨“地条钢”产能,减少煤炭产能超过5亿吨。我们通过市场出清调整了供求关系,带动了部分领域的价格回升,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在2016年出现了由降转升的拐点,这件事已经产生全球的正面外溢效应。这项工作,我们将继续坚定不移地做下去。


“三大攻坚战”,就是中国决定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按照“木桶原理”,“三大攻坚战”就是补齐我们发展中的三个最突出的短板,从而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一是继续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在中国经济面临的各类风险中,金融风险尤为突出。我们将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针对影子银行、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等突出问题,争取在未来3年左右时间,使宏观杠杆率得到有效控制,金融结构适应性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增强,系统性风险得到有效防范,经济体系良性循环水平上升。我们对打赢这场战役充满信心,思路也非常明确。从战略上看,我们要坚持在改革和发展中解决前进中的问题。从战术上看,我们要抓住突出矛盾,解决重点问题。我们有诸多有利条件:中国经济出现企稳向好态势,基本面长期向好的趋势没有改变;中国未来发展有巨大的潜能,既包括城市化的潜能,也包括改造传统产业和创新发展的潜能等;中国金融体系总体健全,储蓄率较高。我们已经开始妥善处置一系列风险因素,从去年四季度开始,中国的宏观杠杆率增速已经有所下降,这是个好迹象。另外,各方面的风险防范意识正在强化,“刚性兑付”和“隐性担保”的市场预期正在改变,这对我们防控金融风险创造了重要的心理条件。需要指出的是,中国金融风险的形成有特定的国际背景,其应对也与外部市场变化密切相关,化解金融风险是稳定全球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欢迎国际社会的参与和合作。


二是继续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大规模减少贫困人口。过去五年,在习近平主席的领导下,中国打响了力度前所未有的脱贫攻坚战,农村贫困人口数量从约1亿人减少到3000万左右。未来三年,我们的任务是基本消灭绝对贫困,实现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今年,我们将减少1000万绝对贫困人口,其中包括实现易地搬迁减贫的280万人。我们认为,这是对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重大调整,也是中国人权观的具体体现,将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新贡献。


三是继续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是中国人民的强烈愿望,也是对传统增长方式的调整。未来三年,我们将加大污染防治力度,使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大幅减少,资源消耗强度降低,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绿色发展水平明显提升,重点是打赢蓝天保卫战。事实上,我们所做的这件事,就是在采取具体行动信守应对气候变化的承诺,落实好《巴黎协定》。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把这件事做下去,也希望和国际社会全面加强合作。


女士们、先生们!


毫无疑问,为实现以上目标,必须加快改革开放。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过去40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靠的是改革开放,未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仍然要靠改革开放。我们要坚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针对突出矛盾,保护产权特别是知识产权,充分发挥企业家的重要作用,鼓励竞争、反对垄断,完善宏观经济调控机制。我们要继续推动全面对外开放,加强与国际经贸规则对接,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扩大服务业特别是金融业对外开放,创造有吸引力的国内投资环境。我们坚信,开放包容的制度安排、要素有序自由流动是经济长期增长的必要条件。我们将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与各国扩大双向投资和贸易往来,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经过多年发展,中国已经出现了世界上人口规模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形成巨大的国内市场,我们相信这个4亿人左右而且快速增长的中等收入群体的开放市场,将对全球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源于中国,但“一带一路”建设的机会和成果属于世界,我们要通过打造互联互通的物理条件和人文环境,扩大全球有效需求,巩固全球经济复苏的总体态势。


女士们、先生们!


本次论坛的主题是“在分化的世界中打造共同命运”,这有非常鲜明的针对性。当前,世界经济回暖上行,主要经济体自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首次实现同步增长,国际贸易和投资走出低谷,世界经济有望进入新的增长周期。当然,在这样的关键时期,近期我们要高度关注大国货币政策的外溢性和债市、股市、大宗商品市场变化,中期要关注劳动生产率的改善和大国储蓄率的变化。我们看到,世界经济存在的深层次矛盾仍未解决,还面临债务高企、资产泡沫、保护主义、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升级等多重风险,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要想应对这些挑战,巩固发展势头,推动世界经济从周期性复苏走向可持续的增长,需要国际社会共同努力。


在人类发展的长期历史进程中,有一个鲜明的特点,那就是历史或以不同的方式重演,或把我们带到似曾相识的十字路口。在这种情况面前,慎重、理性和正确的选择十分关键。面对气候变化、技术进步双刃剑和恐怖主义等全球性挑战,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我们应当跳出局限性,加强战略思维,增进相互谅解、包容、信任,更加理性务实地进行合作,积极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推动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只有这样才能走向繁荣的彼岸。正如习近平主席在去年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指出:“只要我们牢固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携手努力、共同担当,同舟共济、共渡难关,就一定能够让世界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


我想强调的是,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中国经济实力有了一定的变化,但仍然还是发展中国家,我们将在努力办好自己的事情的前提下,与国际社会一道,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坚定维护多边主义,支持多边贸易体制,推动共同发展和进步。


感谢诸位的倾听,谢谢主席先生!谢谢大家!



刘鹤:我感到了真正的危机,中国要建一道防火墙


来源:本文摘编自中国经济出版社于2008年出版的《中国经济50人看三十年》

原文题目为《没有画上句号的增长奇迹》



此文首发于中国经济学人2017年1月12日



1

增长的奇迹和六个成功因子


改革初期,邓小平同志决然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那时,世界上的大部分人没有意识到这项历史性决策的非凡意义,甚至到了今天,还有人怀念“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平均主义贫困和那时享有的精神特权,但是中国已经向前迈出了不可逆转的一大步。


在三十年时间之内,中国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2007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达到24.6万亿人民币,平均增长高达9.75%,经济总量是改革初期的14.9倍,国际贸易量超过2.1万亿美元,是改革初期的104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81元人民币上升到2007年的1.8万多元,约合2500美元,农村贫困人口由2.5亿减少到约2000万人,人均预期寿命从20世纪50年代的四十多岁提高到今天的72岁,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位次也从第10位一路跃升到第4位。


奇迹不仅发生在北京、上海、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同样的增长奇迹在全国很多地区都先后出现,即便在甘肃的定西地区,这个被联合国有关专家定义为不适合人类居住的贫困地方,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其经济总量在过去30年增长了10倍,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增长了8.4倍,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约6.8倍。无论从哪一个角度衡量,都可以说,中国创造了人类社会大国经济增长的奇迹。


总结发展现象的永恒主题是,为什么有些国家和地区由穷变富,以及如何实现由穷变富,怎样防止富国由盛到衰?发展似乎是有规律的历史现象,但发展的原因有时让人困惑,发展的结果往往出乎意料。


从中国变化的实际出发,我们看到,准备转轨的巨大经济体在最初经历了危机和重创,受重大历史事件影响,对传统思想观念批判和要求变化的强烈社会共识逐步形成,这使得发动改革的新思想获得了光电一般的传播速度。


伟大的历史人物出现,正确的重大决策使得思想解冻成为发展的实践。在正确的战略方向指引下,成功的案例和各类激励因素不断积累,相互激发,铸就着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持续和超常规的增长现象成为标志性的特征。中国经济发展取得成绩的原因众说纷纭,有着完全不同的解释。


从大的方面来说,中国走出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在解释成绩的原因时,我认为有几点是非常重要的:


  • 在反思文化革命教训基础上形成的发展共识

历史反复证明,重大的危机推动形成新的社会共识,好的社会共识是历史进步的强大推动力量。


中国改革开放之前是十年“文革动乱”,那时中国经济已经走到崩溃边缘。如果没有经历文化革命的灾难,没有对“文化大革命”灾难的反思,就不可能有今天中国的经济增长。正是“文化大革命”的反面教育作用,中国人认识到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理论的错误和荒谬,认识到了闭关锁国的严重恶果和悲剧结局,也认识到了作为一个人所经历的可怕危机和噩梦。


摆脱贫困和结束动乱,是全民族的强烈愿望,推动改革和开放,是全民族深埋在心中的强烈期盼。这就是中国改革和发展的社会共识。邓小平同志的正确决策代表了中国人民的强烈要求。


需要看到,经历“文化大革命”一代人的痛苦磨难和深刻思考,为改革开放准备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价值认同,也准备了充足的人力资本资源。全民族对经济利益与政治利益、创新与激励、权威与民主、中国与世界等问题的理性认识,则是历史给予中国极其宝贵的国家财富。和历史上大部分崛起的国家一样,中国经历了危机催生复兴的历史过程。比俄罗斯幸运的是,中国领导人在关键的时刻选准了经济起飞的战略方向。


  • 坚定不移地对外开放,加入全球产业分工和市场体系

中国改革之初,恰是国际上一些国家经济走向全球经济的转折时期。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已经无力承受高福利的成本负担,大量产业需要转移,世界比任何时候都需要中国。中国已经具备良好的基础和诸多条件。只要坚决开放,就可以纳入国际分工体系,关键在于决策。这就是当时世界的长期供求格局。


中央政府坚定地放弃了闭关锁国路线,幸运地抓住全球化加快发展的历史机会,毫不犹豫地加入到全球化行列中,把对外开放作为基本国策。中国加入全球化的过程是渐进和务实的。从开放思想和理论的传播、新产品的引进、对外贸易的扩大和利用外资的拓展,然后到全面对外开放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开放使中国及时利用了人类社会发展经济最好的实践成果,享受到全球分工的巨大利益。中国加入全球化的分工体系也是世界的福音。


更为重要的是,对外开放对旧的计划体制起到冲击、震撼和瓦解的重要作用。在这一进程中,历代领导人的正确决策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而以往开放的历史记忆、海外华人、国际研究机构和企业家的智慧、一批学者的探索功不可没,沿海地区一批富有冒险精神和勇于实践的政府官员和企业家则扮演了重要角色。中国建国后打下的基础和巨大的劳动力供给则起到支柱作用。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中国发展的重要结论。


  • 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

承认和保护个人和企业的经济利益追求,重视发挥市场竞争的作用,重视保护产权,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和政府的导向作用,是中国渐进式改革的主要实践。中国坚持自己的特色,没有盲目照搬西方模式,高度重视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作用,但也认识到市场机制发育的长期性和目前存在的不完善。


如果从大的方面回顾,改革最为核心的变化是承认物质利益追求和保护合法的经济利益。这是从80年代安徽和四川农村改革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的,从农村改革进入国有企业的改革,直到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的税制改革,以及最近推出的金融体制改革,凡是改革成功之处,都在这一最基本的问题上坚持了市场制度的信条。


以渐进的方法引入竞争机制,并且逐步健全适合国情的产权制度、信用制度,是中国的独特之处,在学院经济学家围绕产权和竞争激烈争论着的非此即彼或非黑即白的区域之间,中国找到了现实存在的灰色区间,在市场化这一根本问题上走出了迂回和有特色的道路。


值得提出的是,中国在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上非常务实,因为两者最终都是为发展服务的。在发展的初期,市场体系并不存在,企业家阶层也软弱无力,政府在培育市场和促进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政府和市场这两只手的关系逐步发生变化,企业家阶层开始成长并且发挥重要作用。这是具有制高点意义的问题,各个高增长的地区都有一个善于引导的政府,虽然发挥作用的方式很难用同一个公式表述。


改革后的税收制度使地方政府之间存在竞争关系,明智的地方政府为了实现增长,更加重视发挥企业家的作用,这是诠释中国出现高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今后的挑战可能恰恰来源于这个环节。


  • 保持政治的稳定性,发挥制度优势

政治和经济从来没法分开,经济学从来都是政治经济学。从改革后历代中国领导人都把政治稳定作为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中国的经济基础不可能承受脱离实际的政治风波,中国历史、文化和其他初始条件决定着不可能走西方式的政治民主化路径。


正确的道路是逐步发展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体制,加快实现依法治国。政府重视发挥国家发展战略的导向作用和维护宏观经济的稳定,重视发挥中国政治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当然这里肯定的是在市场机制发挥基础性作用前提下的合理政府行为。


各级政府认识到,在“文化大革命”中已经证明失败的路线已经没有必要再重新论证,重要的是务实地、符合规律地推动经济发展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使越来越多的人共同富裕起来和享有全面发展的权利。


当然,当经济发展达到一定阶段之后,转变政府职能、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民主的要求会日益加强,这是未来发展的崭新课题。


  • 充分利用了国家具备的各种比较优势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分工是文明的起点”。全球化背景下欠发达国家发展战略的基本问题,是在全球市场分工体系中找到和发挥比较优势。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中国的后发比较优势明显存在,主要包括:工业化加速产生的巨大市场规模优势、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二元结构落差优势、高储蓄率、国际资本流动等。这些和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相结合,成为巨大的增长动能。


中国幅员辽阔,不同地方都有自己的比较优势,从地理位置优势、劳动力素质到产业布局优势和成本优势。比较优势从来都是一个动态现象,发展初期的不利条件随着发展阶段的变化会逐步变成新的比较优势,这是快速发展大国中比较普遍的区域发展现象。如果相对落后地区找到了适合发挥自己比较优势的商业模式和具备融入市场体系能力的话,这些地区就开始进入经济快速增长的轨道。


深入分析就会发现,中国每个成功的省、甚至各个成功的地区都有自己独特的发展模式,其独特之处在于激励经济发展的不同变量作出了极不相同的贡献,但在本质上又有相似之处。


  • 文化底蕴发挥着逐步加大的支撑作用

经济增长表面的决定因素是资本、劳动、技术和地理优势,但是最终起作用的是文化和习惯的遗传。中国古老的文化传统在改革开始就起到重要作用,主要是按照循序渐进的传统和中庸文化特点摸索改革路径。“和为贵”的思想和包容多样的风格自然地和各类经济因素结合起来,随着经济发展而产生不断扩大的作用,成为看不见的又时时可以感觉到的国家软实力。


在中国不同地区成功的背后,通常的解释变量离不开资本形成、产权保护、企业家精神或政府政策、技术创新或生产组织创新、重大的外部机会等经典因素,但如果追根问底,为什么在这里而不是在那里发生了如此这般的变化时,解释变量往往要回到历史文化因素中去寻觅。上海、广东和山东发展模式明显不同,这是地理文化和历史渊源的区别。


一些西方汉学家在研究中国时指出的历史沉重记忆和文化沉淀,在发展初期似乎是阻力或包袱,但当发展达到一定水平和发展理念发生根本变化后,传统的中华文化与全球化的新趋势结合,则转化成为巨大的发展动力,现在的确需要对中国优秀文化的认祖归宗。


总的来看,中国出现的增长奇迹是适应外部环境变化、凝聚社会共识、调整激励结构、发挥生产要素价格相对比较优势和文化潜在力量的结果,其道理直白而深奥。


在这部分,不应忽视和没有深入分析的有三个问题:过去30年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大国经济失衡现象和相对比较优势变化的描述、中国经济非均衡的特点和广义上的价格扭曲对增长的正面和负面影响、几次经济周期变化中不同发展阶段的改革特点。


这三点都极为重要,但在较短时间内没有进入细节描述和定量分析,也有很多似是而非的判断。最后决定在这次写作过程中“抓大放小”,这一点想特别向读者加以说明。


2

未来的趋势和三个长期课题


中国的增长奇迹没有划上历史的句号。已经取得的成绩让人振奋,但它毕竟是阶段性的历史成果,作为向全面小康社会迈进和向中高收入水平跃升的国家,中国经济发展面临巨大的机会。


按照党的十七大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出的新要求,到2020年,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将达到或超过5000美元,发展的协调性大大增强,国内市场规模全面扩大,社会和谐程度逐步提高,发展前景是非常乐观的。但是中国发展也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发展前景甚至存在两种可能性。站在这历史十字路口,发展中国家走势分化的历史教训需要深刻汲取,对中国未来新的挑战需要准确界定。


写到这里的时候,不由想起了一件往事。三年前法国驻华大使高毅先生约我共进晚餐,那时康德苏先生刚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退职。康德苏回忆了一件往事。


他在任时,要迎接新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到国际货币基金做惯例拜访。从白宫到国际货币基金有十五分钟车程。康德苏苦思冥想,试图提出一个让新任美国总统在十五分钟回答不完的问题,以避免路途无话可说的尴尬。他问的是,总统先生,您最近经常思考的几个问题中,哪一个问题不断出现?克林顿思考片刻后说,我想是中国,如果中国实现城市化和轿车进入家庭,中国和世界会发生哪些变化?于是克林顿开始了他擅长的推理。果然直到终点新总统的话还没说完。


克林顿思考的问题是,如果中国发生巨大变化,美国应当如何应对?他显然是站在全球视角考虑问题的。今天当中国已经成为大国开放经济体之后,我们显然需要站在新的高度,树立全球视野,做些更长期的展望。


我们的确需要归纳一下,在我们这个十几亿人口的东方大国实现现代化,将会面临哪些主要的机会和挑战。经济发展的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但未来中国的变化不可能是以往任何国家和自身历史的重复和再现。和早期发达国家不同,中国面临的挑战是复合型而不是线性的,随着时间推移,挑战不会简单化而是更加复杂,但机会将伴随挑战同时出现。


在诸多反复讨论过的课题中,我想特别提到三个长期问题:


  • 国际经济格局的变化和中国经济的定位

无论世界经济格局如何变化,全球化进程都在加快,中国作为大国开放经济与世界经济的互动性都在全面加强,但是目前的世界和中国与30年前已经大不相同。当中国决定对外开放时,世界流行的是多边自由贸易体制、资本自由流动和放松管制,劳动和资本相对价格的变化使全球制造业资本需要找到新出路,中国似乎不需要定位就可以凭借比较优势自然融入全球分工体系。


但是今天,暂且不谈政治因素,世界经济生产要素的长期供求格局已发生了很大变化。


一方面,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崛起使对初级产品的需求大幅增加,同时,受资源储量、土地面积、地缘政治等因素影响,初级产品供给出现价格刚性制约,这使得初级产品价格变化进入了结构性加速上升期,依赖于少数大国最终市场的亚洲模式受到挑战;


另一方面,不断增加的全球生产能力和全球市场空间狭小的矛盾突出,这使得自由贸易体制在越来越多的贸易保护主义冲击下已经残缺不全。


另外,发达国家虚拟经济的发展,使投机式的发展模式和急功近利式的公司治理结构不断升级,全球金融体系变得十分脆弱,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经济结构加快升级的国家不断面临金融危机的挑战。


更严重的问题是,全球气候变暖成为不争的现实,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将引发水源断流、难民剧增、粮食供应不足等涉及人类社会生存的基本问题,这使传统发展模式难以为继。


在复杂国际环境下,中国同时面临自己独特的课题。从宏观格局看,国内储蓄和消费高度失衡使得过大生产能力高度依赖国际市场,这种增长格局的可持续性在新的国际环境下已经不复存在。


特别是最近几年,中国的外贸依存度达到约70%的水平,风险和成本都在明显扩大。从长期供给条件来看,过度外向和重化工化的发展模式使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资源和环境压力。石油和部分农产品等初级产品的进口是长期现象,水和土地已经成为最稀缺的自然资源。劳动力成本上升速度加快而拐点出现得过早。


总之,国际市场狭小、初级产品价格上升、国内成本优势变化、资源环境压力加大,这些新的长期趋势说明,传统的粗放增长方式已经难以为继,要求中国在全球经济准确界定未来的动态比较优势,更重视熊彼特增长模式和罗默增长模式的研究,充分发挥知识和人力资本作用,创造条件在国际分工体系中扮演新的合适角色。


我的基本看法是,在未来我们要做好两件大事:


(1)中国要加快调整储蓄和消费的关系,逐步成为内生性的需求大国,为全球提供巨大市场。


(2)要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加快技术进步和提高投资效率,提升服务业的比重,使产业结构和国内资源禀赋相匹配。


在新的环境下,中国要反思赶超型的工业化路径,努力走出一条依靠国内市场需求拉动、建立新的产业体系和形成创新能力的路径,同时用和平方式与资源供给国家形成互惠互利的战略分工。


  • 城市化模式和生产力空间布局


在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和国际化这四个趋势中,城市化是最核心也是最复杂的命题。主要原因是,城市化是工业化的载体、市场化的平台和国际化的舞台。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向城市成为市民,是消除二元结构的根本出路,也是扩大国内需求的主要依托。城市化派生的投资和消费需求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更重要的是,正确的城市化道路选择是实现国家粮食安全的保证,我国人多地少和缺水的基本国情,决定了在城市和农村同时实现适度规模经济效益和深化分工,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客观选择。


记得1993年齐怀远部长带队参加达沃斯论坛,他派我参加经济政要的圆桌讨论。我是职位最低但是被提问最多的官员。会后,新加坡总统李光耀走到我身旁,用一口广东音很重的国语对我说:“刘鹤,中国最大的挑战是城市化,10亿人口的城市化足以改变世界,但是你们的压力将是史无前例的。”李光耀说的是正确的。


围绕城市化和大规模人口转移,过去30年我们遇到多少复杂的挑战和难题?粮食安全、农民利益、土地制度、户籍制度、社保制度、转移劳动力素质、政府考核方法、财税制度、社会稳定甚至人权问题。


2008年初的南方雪灾表明,由于缺乏区域性的大城市所造成的大规模劳动力长距离流动性就业,是造成雪灾发生后交通堵塞的结构性原因。中国的基本国情使得生产力布局的长期供求关系远离均衡点,城市化模式的战略选择必须是国家行为。


但是,自然经济思维和利益分割的实践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在过去30年,我们大约转移了不到3亿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但却占用了将近10亿亩的农田,城市化付出的代价十分昂贵。在城市化模式选择上的犹豫,使得分工、专业化协作、规模经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和生态等观念的实践都面临很大困难。


回顾近300年现代化的历史,世界经历了三次城市化浪潮,第一次是大城市的兴起,这是工业化和分工深化的结果,我们没有赶上这次浪潮。第二次是小城市的扩散,这是治理大城市病的自然要求,我们经历了这一次浪潮,但是对此有所误解。


目前全球开始了第三轮城市化浪潮,主要特点是通过强化大城市与中小城市的交通和网络联系(city-region and net-working),全面提高大城市的国际竞争力。这个趋势在伦敦、巴黎、柏林、法兰克福、阿姆斯特丹、东京、大阪等城市开始起步,大城市获得了更加重要的地位。


面对这些新趋势和国内城市化进程挑战诸多的背景,从战略上,我们需要认清潮流,从我国人多地少的实际出发,按照建立主体功能区和特大城市圈的思路,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生产力合理布局的角度做好城市群发展规划,对混乱的城市格局做一次整合,以大城市为核心,整合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相应做好政府事权划分、财税、住房、教育、社会保障、土地利用等制度设计,培育和创造符合中国在全球经济定位的大城市圈。


从战术上,需要接受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大城市病”的教训,审慎和负责地处理各类现实问题,在建立城市功能区、接受大量转移劳动力和治理大城市带来的噪音、空气和水污染、交通堵塞以及解决社会难题等方面走出符合国情的新路径。


  • 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和加强教育


经济增长、合理分配和可持续性是发展概念的基本内涵。在收入分配问题上,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则是高层面的终极目标。改革开放三十年,我们已经实现了一部分人和地区先富起来的阶段性目标,一个人口数量逐步扩大的中等收入阶层正在出现。


但是无论从哪个角度衡量,这个阶层的比重还是偏低,可能不足20%,难以支撑国内消费需求扩大和社会长治久安。为扩大“有恒产、有恒心”的中等收入阶层创造条件,是实现国家繁荣稳定的基本保障,也是中国从发展中国家进入发达国家的重要标志。


因此我认为,党的十七大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要求中,最重要的是中等收入者比重占多数的目标。国际经验也表明,建立好的社会阶层结构至关重要,但是难度超过实现高速增长,因为增长的相关变量是快变量,而中等收入者稳步上升需要创造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条件更多,有很多是慢变量,在提升中等收入者比重这个过程中甚至充满陷阱。


国内一直讨论拉美教训问题。拉美的情况比较复杂,为此我到智利和阿根廷做过专题调研,我发现国内对拉美教训有很多误解。


所谓的“拉美教训”并不是被人们轻信的结论和判断,全球化、市场化、城市化不是拉美教训的元凶。拉美国家真正的教训是,在军政府向所谓的民主政府转化过程中,政府普遍采取了民粹主义的办法拉选票,放弃财政纪律和产权保护原则,做出各种超出政府支付能力的福利承诺,致使通货膨胀加剧和外债高筑,造成政治和经济周期的大起大落和两极分化。


更为深层次的是,因为缺乏中等收入者阶层的理性制约,才导致了拉美民粹主义的严重情结。在拉美访问时,智利的杰出研究人员们向我介绍,总结以往教训,发现忽视教育是造成中等收入者比重低的根本原因。教育不足使低技能人员大量失业,造成贫困的再生且恶性循环。


但随后发现,国家投入大量资金发展公共教育,而富人享受的私立教育质量超过公立教育,教育质量差别又转化为巨大的收入差别。而造成教育质量差别的原因,是公立教师激励不足。他们不无感慨地对我说,一旦进入两极分化的陷阱,要花几十年的时间才能走出来。他们的话是意味深长的。


十分清楚,使广大低收入者转变为有固定职业、有房产和努力向上的中产者,是避免中等国家陷阱的战略举措,是实现社会和谐的重要内容,实现这个目标不是靠补贴和社会同情所能解决的,有时为了劳动者近期利益做的好事反而不利于其长期利益,因为这些做法往往使劳动者把其低收入的原因归于社会,而忽视了自身的努力。最重要的是使得劳动者具备适应市场竞争和全球环境变化的能力和韧性。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说过:“一个哲学家和一个街头搬运夫的差别,似乎不是由于天赋、而是由于习惯、风俗和教育产生的”(当时哲学家处于社会顶层)。改变落后的习惯,加强教育和提高教育质量,是减少贫困和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根本出路。在改革开放初期,没有受过教育的劳动力照样可以在东莞等地找到出路,但是今天和今后的环境将完全不同。


安东尼吉登斯在《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一书中指出:“现代性的特征之一,在于外延性和意向性两极之间不断增长的交互关联:一极是全球化的诸多影响,另一极是个人素质的改变”。


我们的教育要使个人心理和能力素质适应全球化的变化,应当更加强调两个不可分割的内容,首先是价值观念的教育,使受教育者具备仁爱之心,敬畏和感激大自然。加强心理教育和引导,使社会公众在经济结构和社会转型加速时期逐步具备心理平衡能力,从自满、焦虑、抱怨、浮躁、急功近利等不利于社会和谐的情节中得以超脱。


其次是增强适应国际市场竞争能力的教育和培训,其内容服从国家总体战略定位的调整。这是减少收入差距和适应全球化发展挑战的基础,也是形成国家创新能力的保障。知识界应该增强社会责任,激发劳动者的创业之心,而不是制造对市场机制的恐惧。从国家全球战略角度看问题,发达国家的老龄化和人口萎缩同时出现,人力资源即将成为短缺资源,人力资本是未来国家竞争力的核心。


因此,我们要更加相信教育和重视教育。创新是教育的函数,教育发展好了,创新成果将接踵而至。


最近,比尔盖茨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他认为美国唯一的优势是通过开放的教育吸引了全球的优秀人才,转化为创新的优势。目前,我们的确看到了发达国家培养的人才向我国回流的趋势,我们需要抓住这个机会,在发达国家享受中国人口红利之后,享受一次发达国家提供的教育红利。


美国次贷危机发生后,我一直密切关注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当我看到美联储不断降息和对金融体系注入大量资金之后,我感到了真正的危机,因为挽救的对象是本应受到惩罚的不道德行为。


在全球化曲折发展的形势下,中国的确要建立起一道安全的防火墙,这就是真正扩大内需,稳步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不断加强教育,推动城市化的有序发展,使中国成为市场规模巨大的创新型国家。这不是门罗主义或孤立主义,而是在开放前提下应对全球化挑战的理性选择。



刘鹤

刘鹤同志简历

刘鹤,男,汉族,1952年1月生,河北昌黎人,1969年4月参加工作,1976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工业经济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经济学、公共管理硕士学位,研究员,教授。

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

1969-1970年 吉林省洮南县瓦房公社插队知青

1970-1973年 解放军三十八军一一二师高炮团五七营二连战士、副班长

1973-1979年 北京无线电厂工人,团委干事、书记

1979-1983年 中国人民大学二分校工业经济系工业经济管理专业学习

1983-1983年 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教师

1983-1986年 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工业经济专业硕士研究生

1986-1987年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干部

1987-1988年 国家计委工业综合局干部

1988-1991年 国家计委产业政策司产业结构处副处长、处长

1991-1993年 国家计委长期规划和产业政策司产业结构处处长(其间:1992.01-1993.01美国西东大学工商学院访问学者)

1993-1994年 国家计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1994-1998年 国家计委长期规划和产业政策司副司长(其间:1994.07-1995.06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国际金融和贸易专业学习,获公共管理硕士学位)

1998-2001年 国家信息中心常务副主任(正局级),中经网公司董事长

2001-2003年 国务院信息化工作办公室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

2003-2011年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2011-2013年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副主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2013-2014年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党组成员

2014-2017年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

2017- 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

第十八届、十九届中央委员,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2018年3月19日,当选国务院副总理。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资料,2018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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