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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沪宁解码中国政治文化

刘胜军微财经2018-11-08 07:01:29

  • 全文共 8728 字,阅读时长约 25 分钟        

  • 这是刘胜军微财经的第 74 篇原创首发文章


在十九届政治局常委中,王沪宁是唯一有过“教授”经历的:1981 - 1988 年执教于复旦大学,30 出头就已经是正教授,不到 40 岁已经是系主任和院长。他曾经写道:

 

  • 我热爱教师的工作,我也热爱学生。没有这种爱,不能成为一个好的教师。我相信教育学生是自己最想做的事情。我的人生最高境界是,多写几本好的书,多教几位好的学生。事业已经成了我的生活方式中的一个部分,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的一种方式,不能没有。在国外的时候,最想念的就是办公室和学生。


作为一名政治学教授,他与政治有不解之缘。他甚至把 1995 年出版的书起名为《 政治的人生 》,他解释说:

 

  • 政治的人生,并非指一种政治的经历,而是说,作为一名政治学的学者,我的大部分时间均用来作我的专业学问了,以至这一学问占据了我绝大部分的生命。这个领域是那样的广阔,所有的课题都可被置于政治的角度下透视。我以为每一个生活在当代世界和当今中国的人,是不能不政治的


他对政治学的思考中也透露出浓厚的家国情怀,他写道:

 

  • 在一个大国里承担领导职责,领导十多亿人进行现代化,没有政治家的群体不能想象。一个省和市可能就有别国的人口,甚至要多得多。因而在这些地方均应该有政治家。什么叫政治家?应该是具有至死不渝的信念、学贯中西的知识、高山仰止的人格、高瞻远瞩的目光、百折不挠的毅力、海纳百川的胸襟、纵揽全局的能力等等。

 

王沪宁也是富有激情的人。1994 年 7 月 29 日,王沪宁天下第一关和老龙头一游,当天的日记中有《 上天下第一关 》一诗:

 

千年坡道信步过,

壁字碑文靡诗酒。

秦地威绝楼榭新,

姜女泪在壁石旧。

一关国门龙头竖,

万里胸襟碣石留。

汹浪古来卷败旗,

长城何日断海流。

 

今天,我非常希望和大家分享下面这篇王沪宁在 1988 年写的文章。为什么那么有意义?因为这篇文章中,王沪宁犀利地剖析了中国政治文化从“文化中轴的政治文化”向“制度中轴的政治文化”的过渡,以及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历时过的结构中,古典结构、近代结构与最近结构的交汇融合碰撞,今天读来依然振聋发聩,气势磅礴

 

中国的未来走向

作者:王沪宁

(本文原载于《复旦大学(社会科学版)》1988 年第 3 期,此处有删减)

 

今天,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清楚地认识到,政治生活不单单由诸如制度、体制、权力、规范等“硬件”构成,还有“软件”亦即潜在的或内在的命令,如价值,感情、心理、态度等。

 

 

中国政治文化历来是一种“文化中轴的政治文化”,它异于西方“制度中轴的政治文化”。所谓“文化中轴的政治文化”,指的是政治文化本身与家庭生活、社会生活、道德生活和伦理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政治文化弥散在更宏大的社会文化之中。“制度中轴的政治文化”则较为明确地划分政治领域和上述其他领域,更多地肯定了主体在不同领域中的不同身份。建立了政治生活特有的程序、机制、功能和结构。

 

社会演进往往是缓慢的,其表层有时虽然可以在几年或几十年中间变得面目全非,但社会关系的深层变化却小得多。因此,细察中国社会之状况,应当将历史—社会—文化条件与其联在一起,舍此不行。

 

由此可以认为,无论是考察今天的中国社会政治发展,还是分析历史的沿革,政治文化的作用都不可低估。近代以来,中国政治走上从“文化中轴的政治文化”向“制度中轴的政治文化”过渡的漫长道路,但目前中国政治发展的主要轨道仍没有超出这一历史进程。

 

现今中国社会的政治文化已处在转变之中。从社会发展来说,中国社会正在从政治动员型社会走向经济动员型社会,从产品经济走向商品经济

 

政治文化的力量是潜移默化的,又是强大有力的。如果我们把社会政治生活比喻为辽阔大海上的冰山,那下面庞大的部分便是社会的政治文化。


 

由于长期的文化熏染,中国社会大众的政治敏感性很高,这种敏感性因现代政治的发展空前强化,反过来又构成“文化中轴的政治文化”得以存在的一项条件。

 

 

分析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历时过结构,以下变量是不可不选择的:

 

第一,古典结构,即中国传统文化中政治文化的基本内容和基本精神。中国传统政治文化重心性、重伦理、重修身、重至善、重道德。因而政教不分,政学相同。西方政治文化重社会、重法制、重权力、重制约,因而政教相分,政学相分。西方政治文化形成的“集体无意识”是重外部调节,即通过一定的政治制度、权力关系、权力运用、法律制度等机制调节人的行动,达到政治目的或政治理想。中国政治文化铸造的“集体无意识”则强调仁义礼智信,忠孝悌恕勇,天地君亲师,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强调通天人一内外,内圣外王。在这种精神主导下,则有忠君、草民等种种观念萌发。儒家以追求人性为基本,治平为标的,追求“广大悉备,图融和谐”,使政治文化乳化在整个文化之中,界限不明。这既压抑了政治文化的成长,又巩固了政治文化



第二,近代结构,即近代以来维新变法、批判传统文化所形成的结构。这个结构的形成过程始于鸦片战争,直至五四新文化运动达到高点。五四运动否定传统,追求西方文化,诚如李泽厚先生所言:这在中国数千年的文化史上是划时代的。实际上,近代结构与古典结构是认识论上的两极。现代结构的内在意义在于西方民主主义文化,在于洛克、孟德斯鸩、卢梭、潘恩、杰佛逊等人提倡的自然权利、主权在民、社会契约、权力分立等观念。这些观点与古典结构的精神是相悖的,它们之间有着长期、激烈的较量。应当说,经过将近一百五十年的消长,近代结构的存在已很确定,至少在具体成份上,它是压倒古典结构的。近代结构有其历史局限性和地理局限性,从更高的理想追求来说,它也有原则上的局限性。但这一结构是近代中国没有达到的境界,故特别具有吸引力


 

(五四运动浮雕)

 

第三,最近结构。即 1949 年以后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指导下形成的政治文化结构。它较为年轻,且自身变革和改造最多,其形成和发展与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相辅相成。也与“革命后社会”的特性有关。按理,最近结构可以超越古典结构和近代结构,但由于中国社会的特定状况,前者无法一蹴而就,往往与后两者交织在一起,形成一种复杂的实态。最近结构以马克思主义政治价值观为主导,以超越近代结构为目的,更不去言古典结构。然而,最近结构需要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才能超越。最近结构虽然成为主导,可并没有全然排除其他历时性结构,有时往往还会遇到它们的严峻挑战。交锋的结果是最近结构被高度强化,其中最激烈的成份被扩大,以压倒其他结构。这个过程是必然的,也是实际所要求的,因为不如此,新的制度就有可能站不住脚。但是,强化在客观和主观因素的作用下走向了极度。反而破坏了自己的存在。

 

“文革”便是这种演变的结果。“文革”实质上是最近结构的一种更替。“文革”形成的政治文化成份脱开了其产生的母体,也脱开了社会需求和社会价值体系。“文革”之后,又发生一次更替,“文革”结构被从原则上否定,建设起来的结构一方面是对“文革”前结构的恢复,另—方面是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需要的判明和适应。因此说,最近结构既形成了又没有形成。说其形成,是因为它也有几十年的发展历程了;说其设有形成,是因为自我否定不断,还在寻求自已的血肉之躯。

 

从历史演进观之,近代以来,中国政治文化始终在不断地自我更新或自我否定。每一个历时性结构都意味着对前一种结构的否定或批判,结局是没有形成较为稳定的价值系统。一种价值系统只有成为帕斯卡尔所言的“第二天性”,才真正坚实稳固。世界上具有这一条件的国家并不多见。西方发达国家从文艺复兴开始形成新的价值系统,大约经过三百年左右的时间才完成社会化的过程,近代以降,中国政治文化的价值系统大约处于五十年来一番彻底改造的节拍中,古典结构往往潜在地、不声不响地延续下来,乃至进入后两个结构,而由社会变革或历史运动推动的价值更新,却不合人意。

 

 

转变中的中国政治文化具有异常繁杂的共时性结构,在中国社会大幅度变革的推动下,各种因素都在或多或少地发生转变。粗线条地看,历时性结构的沿革已使我们得以确定传统政治文化的存留、近代政治文化的成分和最近政治文化的要素这样三个大块,它们实际上相互作用着、较量着又相互补充着,是目前政治文化的主干。

 

强调共时性结构,就要强调它们处在转变之中。中国政治文化正在发生深刻的转变:政治文化中传统的、保守的、封闭的、集中的、主观的、武断的成份正在向新型的、开放的、分散的、客观的、民主的成份转变。这场转变既是历史转变的继续,又是新转变的发韧。当代中国政治文化有着玄远的历史动力。它是近代以来中国政治文化转变的继续,是对古典、近代和最近的历时性结构的超越和扬弃。这场转变有着深刻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原因。它首先发源于革命后社会本身的转变。

 

我曾提出现阶段革命后社会发展的一般趋势是:

  

思想路线经过总体性革新;


  •   现代化建设成为社会主义主体工程;

  •   市场机制作为计划经济的辅助手段;

  •   政治生活走向制度化和法律化

  •   传统的各项体制经过改革逐步让与新的体制;

  •   外部世界发生了全方位的联系;

  •   民主观念和民主权利得到充分的肯定;

  •   现代化科学技术的全面开发和应用;

  •   文化艺术教育的全面展开;

  •   社会全体成员能动精神和创造精神的积极焕发。

 

近十年来,中国社会文化处在快速的转变之中,归纳起来,这场转变大致有下述十个特点;

 

  •   从革命性文化转向建设性文化;

  •   从政治倾向文化转向经济倾向文化;

  •   从整体性文化转向个体性文化;

  •   从单一维度文化转向多样维度文化;

  •   从精神偏重文化转向物质偏重文化;

  •   从原则论证文化转向操作论证文化;

  •   从目标分析文化转向过程分析文化;

  •   从理想描绘文化转向现实描绘文化;

  •   从单渊源文化转向多渊源文化;

  •   从衍生性文化转向创新性文化。

 

这是些高度提炼的表述,每一个命题都有丰富多彩的内容,这里无法展开论述。

 

 

综合中国政治文化近代以来的演化,基本上是这样一个过程,即从“文化中轴的政治文化”向“制度中轴的政治文化”转变。这个过程不断地被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变故打断,又不断地但缓慢地进行着。

 

二十世纪以来,这个转折尤为突出。产生这种转折有多种原因,西方社会经济、技术、科学、文化的“示范”效应首当其冲。明显的是,向“制度中轴的政治文化”转变,并没完成,处于逐渐递进的过程。在许多情况下,“制度中轴的政治文化”只是一种向往或理想,现实进程更为蹒跚。“文化中轴的政治文化”扎根于中国历史—社会—文化的深厚且肥沃的土壤,不可能轻而易举地被变革,而只有现实变革了,它才会发生变革,而且这种变革往往不同步。

 

伴随着这个进程,是本土政治文化结构一而再,再而三有力地表现出来。近代至今,中国政治文化的主体结构遇到几番彻底转向。近代结构对古典结构的否定,首先使千年沿袭的价值系统受到威胁,新的价值系统开始移植进政治文化,生长发育,形成“文化中轴的政治文化”和“制度中轴的政治文化”的双重价值系统。更大的转向发生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近代结构基本上基于西方近代民主主义的价值系统,它本来与中国社会的人伦秩序和社会秩序就有距离,所以根基不牢。最近结构是近代结构所依赖的价值系统的对立物,逻辑的结果是对近代结构的否定。于是,中国政治文化具备了三重价值系统。其中最近结构的价值系统排斥其他两者。最近结构发展,由于种种原因,走向片面,发展到极端,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系统,在心理深层和意识深层为极“左”思潮及实践创造了氛围。这套偏向的价值系统通过政治权威和强制逐步建立起来,曾在中国社会发生过举足轻重的影响。所以,“左”的思潮以至十年动乱,不仅有体制的原因,更重要的是有适应助长它的文化氛围。这应是最有启发的历史教训。

 

1949 年后,近代以来从“文化中轴的政治文化”向“制度中轴的政治文化”转变的步伐放慢了。除了人们主观上否定以西方民主主义为基础的价值系统以及它不适应于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原因之外,还有更为神奇的原因。深究之,西方民主主义源于法学世界现,即将国家与法规视为社会的主导力量和决定因素,这和它从封建社会产生的条件有关。马克思主义不同于法学世界观,它是一种社会学或经济学世界观,即注重市民社会以及这个社会的内在机制和内在关系,注重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所表现的社会形态,政治和政治文化被确定为受前者制约的因素。马克思主义在西方民主主义的基础上超越这种价值系统,从更广阔的层面改造社会,推进人类生活,力图通过变革广义社会文化(包括经济文化和生产文化)变革社会。在这里,跨过一级台阶就可能产生迥然不同的结局。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确定了马克思主义的统治地位,另一方面中国并没有马克思主义力图超越的那种价值系统。出乎意料的是,“制度中轴的政治文化”被无意地制止了,而“文化中轴的政治文化”却获得了意想不到的发展环境,继续生长,甚至介入马克思主义政治文化的价值系统,表现为一些奇特结合与联体。一些古典结构的东西挣脱了近代结构对它的压抑,变换形态在可能的空间复生。制度因素不发达,社会有序就得依靠文化,这是非常现实的,并非有意识的选择和设计。这一历史跨步一方面使人们越过了反对封建主义的阶段,另一方面也使人们超过历史条件追求未来社会的价值系统。

 

只有经过了历史考验和现实的风风雨雨之后,人们才清醒地认识到政治文化建设上应何去何从:其一是根据中国社会的实情确定立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合乎实际的定位;其二是清除封建主义残余,也就是邓小平同志所言,现在应当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

 

近年来,中国政治文化进入最有意义的转变时期。这场转变的动力来自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转变。既存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体制得到或面临全面的改革。文化形成体制,体制也可形成文化。三十多年来高度集权体制形成的文化氛围在这场改革中必然会转变。政治体制的改革更为直接地推动了政治文化的转变,思想解放、民主体制的健全、民主政治目标的确定、教育发展、文化开放及许多具体制度的建设助长了政治文化的转变。这场变革的意义不亚于以前的变革。只不过它刚刚开始,至于结果如何,还有赖于具体进程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基础上重新确定中国社会的各项生活原则,意味着对以往主导原则的再检讨。从政治文化的角度看,也是一种再造。这便是政治文化的转变。这场转变较为全面、深刻、彻底,原因有二:一是对 1978 年前形成的极“左”政治文化价值系统的否定,二是对整个最近结构的再检讨。在既存体制尤其是政治体制发生转变的条件下,政治文化的转变是必然的,在某种意义上,它恢复了向“制度中轴的政治文化”的演进。目前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以变革和健全体制为目的,与以往以思想改造为主的政治发展途径不同。当然,究竟哪一种更适应中国社会,则是一个有待探讨和实践检验的问题。


中国政治文化处在转变之中,过去的成份正在消失或应当消失,新的成份正在产生。处在这样一个转变阶段。就会具有许多转变初期的特点。其中最根本的是作为政治文化核心的价值系统在辞旧迎新,旧的被否定了,新的正在形成。

 

目前转变中的中国政治文化的总体特征是:

 

1、政治敏感性高。这是由长期的熏陶培养出来的。一项民意调查统计表明,参加调查的 94.22% 的公民赞成“国家兴亡,匹夫有责”,54.14% 的公民对自己生活在社会主义国家感到骄傲,分别有 74.95% 和  85.65% 的公民对“如果国家使您失望,您就有理由不爱她”和“如果国家使您失望,您就有理由背叛她”表示反对,表现出中国政治文化中强烈的“恋国情结”。



2、政治认同低,虽然政治意识高,但对政治体系和政治价值系统认同不高,这是因为这两者本身就处在变化之中。这里有一种悖论:一方面长期培养了公民的高度政治敏感性,另一方面又缺乏认同对象。这一矛盾可以用来解释许多现象,以及一些政治心理上的浮躁和行为骚动。这也是转变时期不可避免的。关键在于要充分认识这个情况,以促进政治文化的转变。

 

3、政治知识差。政治知识指对政治权力、政治体制、政治规范,政治功能等的认识。由于政治文化本身始终处在转变之中,严格的、科学的政治知识正在孕育,政治知识差可以想象。以往的政治知识已不适用,也是原因。另一个原因在于政治社会化程度低,表六显示了这一点,知道宪法的达 75.15%,但了解最清楚的只有 1.60%。在其他各个方面,情况也不例外。这种状况显然不利于政治文化乃至政治的发展。



4、政治感情淡,即公民对政治体制或政治权威的归属感、眷恋感淡薄。由于一度的政治动乱和政治体制的自我革新,人们一般对政治体制持批评态度。这是政治文化转变时期的必然现象。这在新旧体制交替时也是可以理解的。社会对一种体制的感情,要看它的运转以及它所带来的实际成效

 

以上四个特征是中国改革大环境的产物,有利有弊。有利之处在于它们有助于新政治行为模式的形成和发展;不利之处在于它们无助于政治稳定和政治体制的有效运行。在目前的条件下,应当充分认识这种政治文化结构可能带来的积极的和消极的作用。

 

 

最新转变前中国政治文化的结构包罗了一些消极或非现代的成份。“左”的思想长期存在,封建残余萦绕不散,新旧因素汇合,造成一些特定的属性,如民主观念和法制观念薄弱,政治责任感漫漶,参政意识朦胧,权利观念淡薄,权力意识畸形等等。政治文化的发展就是要克服这些成份,纳入积极的、民主的、创新的成份。问题可以归结为:创造能创造新行为的社会文化,改变能改变行为模式的心理积淀。政治文化更新是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根本基础,也是社会主义制度显示出优越性的重要条件。

 

近代以来中国政治文化一直处在转变之中,基本原因就在于价值系统不断新陈代谢,而且速度太快,间隔大小,不等一种价值系统渗透社会政治文化,新的价值系统已经取而代之。如杜维明先生所说:

 

  • 中国的近代历史有着许多断层,每隔五年十年就发生一次根本性的转折或折腾,各个断层时期构成其复杂的多层传统文化心理,使得现代中国人缺乏一种统一的、明确的、持续的历史感



时下处于转变中的中国政治文化还不能说确立了确定的价值系统。传统的价值系统,近代的价值系统都没有生根,也没有消弥。至于前者,原因恐怕在于人们没有找到扬弃传统的真正有效的途径,也没有具备充分的客观物质条件;至于后者,原因恐怕在于它没有找到适合的土壤。假如新的价值系统不能较快构筑,政治文化就会失去集聚的核心,发散开去,从而产生种种消极结果。

 

因此,对转变中的中国政治文化来说,当务之急是形成新的价值系统。这个价值系统不是凭空臆想的,它一方面要符合客观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格局,另一方面要能够从更高的高度催发出推进客观发展进程的文化氛围和精神氛围。只有新的价值系统建立并充分社会化了,前述状况才会得到改观。

 

从构筑价值系统来看,转变中的中国政治文化面临三项任务:

 

第一,认真反思共时性结构,探索古典结构、近代结构和最近结构价值系统的精华与糟粕,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使古典结构中代表中华文化精神和中华民族特性的成份真正得以继承和发扬,将其自身具有的变通性与现代精神结合起来;使近代结构中体现现代民主精神和人文思想的成份找到依托点,找到生长的机制;弘扬最近结构中表现人类美好追求和博大理想的成份,使其真正执领价值系统。

 

第二,积极改造共时性结构。不论是共时性结构的哪一种,或按照何种方法分类的共时性结构,都应增添新的成份。新的成份的萌生可以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来自现实社会的发展和推动,二是来自人们的注入和推进。从目前中国改革与开放的具体进程和具体要求看,中国政治文化需要扩张参与、民主、协商、平等、权利、责任、竞争、法制等成份。随着经济政治文化的变革,这些成份将会增长,并坚固起来。

 

第三,切实铸造价值核心。政治文化的转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围绕一定的价值系统去生长和发育。中国政治文化目前面临的首要工作是铸造价值核心,也就是价值系统中的中坚概念。要不然,政治文化的发展,就会象杜威所讲的那样,由“习惯、成见、阶层利益和体现在制度中的传统等去决定了。”长时间中,中国政治文化存在的一些问题均与价值核心不稳定有关。价值核心其实并非高不可及的东西,而是普遍的但深入人心的几个概念。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后,形成自由、平等,博爱、民主等基本价值核心,从而在几百年时间里培育了一种政治文化。中国古代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表示的核心观念也主导了那时的政治文化。但最近结构中缺乏这样的价值核心。言其没有形成,有多层含义:一是在原则上没有形成,二是有的话也没有传遍政治文化,三是没有实现代际传播的价值实体。建国之后,一直在批判古典结构和近代结构的价值核心,对于塑造自己的价值核心注重不够。马克思主义本身是超越法学世界观的,但在从未有过法学世界观的中国,它带来的结果并不都是积极的。所以,今天铸造价值核心,就是把握从“文化中轴的政治文化”向“制度中轴的政治文化”转变的总体过程,选择有利于这场转变的核心概念。

 

政治文化不能独自转变或发展,需要现实物质运动的基础。中国政治文化的发展,最终取决于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的走向。中国政治文化历来是“文化中轴的政治文化”,本质上反映中国社会的社会结构和人伦关系。

 

  •   梁漱溟先生言,中国政治之根本法则与伦理道德相结合,二者一致而不分;


  •   张岱年先生言中国哲学合知行、一天人和同真善;


  •   王亚南先生言,中国的家族制度、社会风习与教育思想成为政治制度内部的“一种机能,一种配合物”。

 

他们都将中国政治视为与文化水乳交融的东西。尽管中国政治文化自古至今沧桑巨变,但不能说全然改观。时至今日,这种机制仍然存在,并起着重要的作用。随着现代化的大幅度推进,这种状况将发生有史以来激动人心的变革。可以相信,随着现代化的进程和商品经济的发达,转变中的中国政治文化将会获得更为广大的更新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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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胜军简介:

坚持讲真话的经济学家,中国金融改革研究院院长,2014 年参加总理经济座谈会,70 后经济学家代表人物之一,著有《下一个十年》,新浪微博 “刘胜军改革” 拥有 148 万粉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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